新作品、新作家、新流派、新理论、新动向及新潮流,尤其是具有突破性、创新性的文学现象,是文学评论最常关注的论题。
例如,上世纪80年代,莫言以先锋姿态闪现文坛,季红真立即以《忧郁的土地,不屈的精魂——莫言散论之一》—文,对莫言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,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评说。文章分析了莫言作品新鲜独特的叙述方式,以及这种叙述方式的成因。
季红真从莫言小说忧郁的基调入手,分析其作品中所隐含的人物喻象系统,以及作者内在的精神矛盾。并论述其作品的浪漫主义审美特征,以及充分的民族民间性质。文章以精准深刻的分析,描述了莫言作品的鲜明特点和突出成就,充分肯定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,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学创作活动。
热点文学问题,常是有争议的问题,于是需要评论者撰写文章加以说明,表明观点,经过讨论,厘清认识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,当郁达夫小说《沉沦》饱受“不道德”恶评时,周作人撰文《沉沦》指出该作品并非不道德的文学,它“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”,属于“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”,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,有助于人们建立对该作品的正确认识。
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,内涵丰富,评论者、研究者有必要对其多加关注,持续分析。
有时,一位评论者会对某作家作品多次撰文讨论,从不同层面深化对该作家作品的认识。
茅盾1923年写《读〈呐喊〉》,指出鲁迅《呐喊》里的作品批判了传统旧礼教,讽刺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现实,并开创了文学作品的新形式。到1927年茅盾再次撰文《鲁迅论》,对鲁迅其人其作品做出较前文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。至1948年又写《论鲁迅的小说》,指出鲁迅小说不仅批判现实,而且憧憬新生,因此超过西方批判现实主义,是“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驱”,该文反映了40年代末期左翼文学运动对于鲁迅作品价值的新阐释。
有时,多位评论者会在同一时段或不同时期,共同关注某一重要作家。如余华是当代文坛重要作家,曾引起众多评论者关注,不断有人对其作品进行分析阐释,有部分人就其作品中的苦难意识不断研究发掘。
郜元宝《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》是较早就此论题发表看法的文章,该文认为“密集而刺目地铺陈人间的苦难”是余华作品的突出特色,着重从“苦难意识”视角剖析其创作,丰富了对余华作品的认识。
此后,齐红《苦难的超越与升华》进一步指出余华的前后期作品中的“苦难”有所不同。
再后,夏中义、富华的《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》进而指出余华前后期作品的“苦难”存在着“苦难中的温情”与“温情地受难”的差异,而这差异背后表现着价值的改变。